岁末年初，在一望无际的茫茫中部穿行。时人谈到美国，常常瞩目于东西两岸灯红酒绿的繁华绮丽。其实，要深入理解美国国力与文化特质，不妨去中西部的腹地看一看。圣诞节那天，我从洛杉矶搭乘中午的航班，直奔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飞越落基山脉之后，我放下手中的书卷，从舷窗里俯瞰广袤的中部沃野。目力所及，白雪皑皑，一片与暖阳高照的洛杉矶迥然不同的景致，令人心旷神怡。抵达圣路易斯已是入夜时分，虽然气温骤降，宁静的街头依然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心情越发舒畅起来。

在圣路易斯盘桓数日之后，即驱车前往Jefferson National Expansion Memorial参观圣路易斯的地标之一巨型拱门。圣路易斯以法王路易九世的名称命名，为美国中西部交通枢纽，有Gateway to the West之美誉。因此，圣路易斯的巨拱，美国人称之为Gateway Arch。一名之立，不难想象当年西进运动的万丈雄心。印象中，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三卷本《美国人》中间，对该段历史有细致曲折的叙述。可惜出国前未曾随身携带，实在遗憾。去的那天恰好下雨，笼罩在一片迷蒙之中的圣路易斯显得格外洁净。还隔着几个街区，透过潮湿的车窗，远远就可以一睹巨拱的风采。192米的身姿，足以使它在高度上当之无愧地位居美国纪念碑之首。而状如二次函数的简约结构以及光洁的不锈钢材质，又赋予它清晰明快的视觉之美，大方却不张扬。

我乘坐缆车，沿着巨拱的内空徐徐上行。缆车车厢逼仄，只能容纳五人，好在速度甚快，不多时即到达顶点，视野顿时为之一开。那天天色阴霾，但整座城市的新老建筑却能尽收眼底，让人惊喜不已。和洛杉矶的庞大不同，圣路易斯给人以隽永之感。建筑布局的疏朗有致，宛如一幅水墨小品，是适宜居家的好地方。不远处，宽阔的密西西比河正缓缓流过。特里尔在他那本有名的传记里记载，一生酷爱游泳的毛，晚年曾期盼来此“水击三千里”，但最终未能如愿。圣路易斯恰恰位于密苏里河与密西西比河的交汇之处，其独特的气息自不待言。此时此刻，看着身边如织的游人和脚下的滔滔江水，我觉得60年前设计这巨拱的芬兰裔美国人Eero Saarinen真是可以不朽了。

从Arch下来，时间尚早，转到圣路易斯Art Museum参观。博物馆位于Forest Park里面，为一栋三层的建筑，也是1904年世界博览会的艺术品展厅，远看颇有一种巍峨的气象。门口高台上立一尊圣路易的铜像，一手持杖，一手勒马收缰，独对青天白云。单从外观上看，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规模并不甚大，但免费入内参观后才知道，其中展品之宏富、门类之齐全，令人惊异。我以前去过洛杉矶的Getty Museum，也是免费供游人观赏，但就馆藏而言，比起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则不免逊色。实在很难想象，如此之多的中西（包括埃及与中亚）服饰、瓷器、家具、绘画，乃至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器具，竟均能荟萃于美国中部的这座城市。这也是我数日后在同为中部城市的芝加哥Art Institute参观时，感到更加震撼的原因。以至于后来与一位纽约的同学开玩笑说，到底要不要去大都会博物馆，已经成为我心中的一个巨大的阴影。

在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里，所藏的西洋艺术珍品不必多说。比如，莫奈的那幅占据整面墙的名作《睡莲》（组画之一），足以引人驻足良久。这是这位法国印象派大师晚年最后的成果。和馆藏莫奈的其余数幅作品（如极负盛名的Charing Cross Bridge）对比，他对光与色的判断更加精微，而对水的理解愈发博大。由于我的艺术史知识既肤浅又零碎，不敢断定莫奈是否经历过齐白石式的“衰年变法”。但就个人的观感而言，早年的《日出》中那种对水和倒影的清晰表现，已经从他笔下退隐，代之而起的是池塘上一大片紫色氤氲。较之晚唐诗人李义山的“留得残荷听雨声”的萧索意境，莫奈的笔下显得更加温暖，虽然他所用的那些色调也多是冷的。我拍摄了好些照片，但画布上的质感，永远无法在数码相机里还原。毕竟不通过亲睹大师的画作，难以细致体察用笔的精微之处——这是我们的不幸，却是大师的万幸。

给我印象颇深的还有来自中国的青铜器。如此之多的商周时代的酒器、食器、祭器和饰品里，居然有相当一批器型在国内未曾见过，真是大开眼界也大受补益。这些青铜器质量之高实在令人称奇。就我仔细观察的几种大小器物而言，饕餮面具和酒器上的龙首甚至极为细微的纹饰，锈迹斑斑却没有丝毫伤痕。我所见的一种西周方罍，乃是结构精巧的酒器。虽然其身型严格对称，但纹饰和延伸而出的复杂龙首和狞厉的三面兽头，却试图超越这一平衡。那种跃跃欲试的冲动，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尤其难得的是，眉眼、环饰均惟妙惟肖，细节处也绝不苟且，整尊青铜酒器在庄严之中自有其内在的活力，让人久久不忍离去。

当巨拱的身影在汽车后视镜中越来越小，我也踏上了北上芝加哥的旅程。在高速公路上放眼望去，两边平畴漠漠，杳无人迹，十足的中部地貌。途中有Springfield路标晃过，即林肯老家春田所在，可惜时间仓促，无法前往。现任总统奥巴马对林肯甚为推崇，记得他在竞选演说中曾多次征引林肯的语句，颇为得体。上月底收看就职典礼时，才知道当时第一夫人双手托住的《圣经》，正是当年林肯使用过的旧物，可见新总统对于前贤的仰慕之深。

夜晚抵达芝加哥北端的Vernon Hill小住，此处距离芝加哥中心已不太远，但仍需要搭乘一小时的轻轨。次日早起，寒风凛冽，空气却异常清新。踏着路边的残雪到小站候车，乘客的言谈中，已掺杂少许与加州不同的口音。古意盎然的芝加哥轻轨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竟然是由一台笨拙的机车，牵引着一长列老旧的两层车厢，全无京沪等地轻轨的摩登气息。列车抵达时，汽笛震耳，小站铃声大作，蒸汽弥漫，人头攒动，让我不知道此刻到底是身处现代都市芝加哥，还是在微山湖畔铁道游击队飞车夺枪的现场。上车坐稳，就有一身材肥硕的乘务员，打着响亮的招呼，走过来挨个售票。车票也颇为奇特，竟如飞机登机牌一般大，或红或蓝，相当醒目。问明去向后，列车员从腰间取一小打孔机，在票面上相应位置啪啪打孔，表明目的地、时间和票价，并告诉大家，车票须别在前排坐凳后背的夹子上，以备检查。想不到时代已经这样的新，芝加哥的心情却还是那样的旧。

在列车的铿锵声中东张西望，窗外是煤屑、尘土和略显低沉的天空。约一小时后，终于抵达Chicago Loop，即芝加哥的downtown地带。和圣路易斯潮湿中的柔美相比，芝加哥显然是一个阳刚得多的钢筋混凝土城市。步出车站，铁桥下面是湍急的芝加哥河水，而桥对岸密密的楼群，在抬头的一瞬间压迫着视线。作为美国最高的摩天大楼，一枝独秀的Sears Tower成为芝加哥最醒目的地标，让每一位游人须仰视才见。我穿过长长的Adam街，直接前往芝加哥的艺术博物馆。

在Art Institute of Chicago，我收获了比在圣路易斯更大的惊异与喜悦。琳琅满目的展品，其价值无须辞费，可惜我只能走马观花。吸引我的是在此展出的Drawn to Drawings，陈列了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意大利画家的大小草稿百余幅。带翅膀的天使、呼告的手、柔韧的下巴和欢呼的背影，足以折射出画家创作时的踌躇不定与兴致勃勃。但我认为，这些逸笔草草的纸片，更应看作理解这一时代的画家内心宗教情怀的标本。我们通常以为，中世纪等于基督教与禁欲，而文艺复兴则是异教与放纵，似乎生命礼赞与宗教意味是彼此冲突的。其实，我很喜欢的Guido Reni的The Birth of Saint John the Baptist以及Piero Buonaccorsi的The Virgin Enthroned with Saints Gregory and James, and a Family of Donors，无疑都是典型的宗教画。就创作的笔法而论，与中世纪的差异也其实极其微小。毫无疑问，从十三世纪以来，绘画渐渐摆脱某种中世纪的僧侣气，开始走向活泼的自然与生活。但恰如思想史家布林顿所说，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大部分艺术生命，其实在于“使基督教信仰更为明白可见”。换句话说，我们夸大了中世纪的苦修精神，才显得文艺复兴艺术如此肉感和非基督教。

终于可以谈谈关于书的见闻了，真是高兴。去年刚到洛杉矶后，第一个学期就选修了一门社会学和人类学经典阅读的课程，准备借机重温摩尔根、迪尔凯姆、马克思和韦伯的著述。不过，从国内带来的几册书里，只有英文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导师开列的课程书单上面，其余书籍都需要在洛杉矶寻觅。其实，学校图书馆馆藏丰富，借阅手续也极为方便。不过，我觉得这门课程涉及的经典特别重要，诸如《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经济与社会》、《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等，都是人文研究的必备书，值得花时间“沉潜往复，从容含玩”。于是，在缴完房租、押金、医保等乱七八糟的款项之后，发现银行卡上竟然还略有结余，当即决定去书店里把这些大师请回家。

校园里面最常去的是大学书店，因为每天从公寓到教室都要从此经过。书店共两层，楼下店面不大，铁制书架密密地排成十几行，分门别类地放满了教材和参考书。在学校的校园网上，课程页面都和大学书店的网页互相连接。选课时只需要点击课程表上方textbook图标，就会显示出书店中该门课程参考书的库存情况，并且可以在网上刷卡购买，相当便捷。虽然此处未必能找到所有教材（我上课需要的Max Weber的The religion of China就告缺货），但绝大多数都还可以购齐。新学期开始的那几天，书店里人来人往。红男绿女们人手一份书单，站在书架前按图索骥，令人想到圣诞节前家庭主妇超市采购年货的盛况。这个学期的几本必读书，像Marcel Mauss 的The Gift，Victor Turner的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以及Frederick Engels的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Anthony Giddens的Capitalism & Modern Social Theory等等，都是在这里一次性买到的，少了好些东翻西找的麻烦。其中有几本著作，国内的一些出版机构早已推出中译，比如莫斯的那本小册子和恩格斯的大著，原本也可以不买。但是，英文原版后面巨细无遗的参考书目，在我看到的几种中译本里面，却大都被删落，实在很可惜。另外，英文版学术书前边，多附有该领域执牛耳者撰写的导论一则，颇能起到开宗明义指点迷津之效。比如Karl Marx的Pre-Capitalist Economic Formations一书前面那篇Introduction，即出自历史学大儒E.Hobsbawm之手。此文我课上课下细读多遍，在笔记本上也作了摘抄，在学理上确能给人拨云见日之感。结尾两段曲折幽微地谈马克思身前身后事，更令人叹服他驱遣英文的凝重雅致。后来，我索性利用课余时间，翻开其余几本书的导论，把类似段落慢慢熟记下来，希望能为自己干枯的英文写作进进补。这些大概也是阅读中文译本不大可能享受到的愉悦。

大学书店还有回收旧教材的业务。这些二手书的书脊上都贴有“USED”的黄色标签，视其品相，价格低于新书若干元，颇受学生欢迎。不过，我一向不大喜欢旧书上的胡乱涂鸦，尤其那种只在前面几页乱画，后面完全不动笔墨的行径，更令人齿冷。所以，常常愿意多花几元钱买本新书，以确保在欣赏印第安部落的照片的同时，不至于发现旁边赫然有一只荧光笔画出来的功夫熊猫（我看到过）。不过，旧书中也会有些意外之喜。像我所买的Arnold Van Gennep的The Rites of Passage，就与新书并无二致，算是为我省下了一顿中餐的钱。说到书价，在国内常常听到“外国书贵”的抱怨。用人民币购买外国图书，书价之高当然难以接受。其实，就我所见到的人文社科类书籍而言，美国图书并不算特别昂贵。我在洛杉矶所买的人文图书，大体价格总在10到15美元左右，相对较为均衡。其中价格最高的，要数Max Weber上下两巨册 Economy and Society，也不过40美元。若不考虑货币汇率，同样的用纸和装帧，在中国大概40元人民币只能买到其中的一册。美国人均收入远逾中国，图书消费对他们而言应非难事——反过来说，中国的书价倒确实是高得令人气愤。

我有一室友在美国学习多年，专攻生物统计，对于网络之道颇为熟悉。他曾告诉我数个图书价格比较的网站，只需要输入关键词，即可搜寻出同一图书价位最低的网上书店。这类功能其实国内的卓越、当当以及“孔夫子”也都有，不过能够在美国亲身体验，还是觉得颇为新奇，于是决定一试。因为写作博士论文的关系，我一直想买回Charles Taylor的A Secular Age拜读。去年6月去香港时，从铜锣湾跑到轩尼诗道，逛遍大小书店，都没能找到此书。想不到9月份抵达洛杉矶的第三天，就在大学书店里碰到了，有点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开心。不过，此书定价竟要39美元，于是，迅速上网去Paypal注册，然后到室友推荐的网站上搜寻比较。终于，在Ebay上找到某书店中有最便宜的一册，价格为23美元，居然还包括邮费。欣喜之余，匆匆用信用卡划款过去，不出两周，就收到了从亚特兰大寄来的厚厚一册精装A Secular Age。捧在手中，让人喜不自胜。美国书商颇有些君子之风。我买此书时，因为Paypal的缘故，购书的短信息尚未发送出去。而我等了几天未收到书，遂以电子邮件催促。对方回信说并未收到我的汇款短信，并且风趣地说，我汇款那天正是他前妻生日，可能她半路截去了。他告诉我不必着急，所订的书已经寄出，若三天后仍未收到可再与他联系。没过多久，我就在邮箱里拿到了这本书，同时也收到了一封Paypal的道歉信。

在洛杉矶校园附近住熟了之后，也常常坐车去外面的书店闲逛。学校附近常去的书店有两家，都在Westwood大道上，近的一家叫Border，位于Rochester路，从住处步行15分钟；远的那家叫Barnes&Noble，紧挨着Pico街，坐车也不过20分钟的距离。两家书店的藏书琳琅满目，分类精细合理，营业员的态度更是和善可亲。推门进去，空气中常常回荡着悠扬和缓的乐声。有时我会选一个没有课的下午，吃过中饭，踱到这两家书店消磨时光。Barnes&Noble书店较大，分为三层，楼顶还有小吃和咖啡，供有闲阶级购书之余慢慢享用（我从来没吃过）。我通常直奔三楼人文社科书架而去，但每次站在徐徐上升的电梯里，俯瞰整个一楼的小说柜台时，总要惊异于美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繁盛——那样的规模，真是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Border书店虽小，但人文社科类学术书之多，却出乎我的意料。连其余书店不多见的中国历史类图书，都放满了一个大大的书架，因此去得也格外频繁。我在这里看到了史华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的英文版，印得古意盎然，让人爱不释手。另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些国内不大能见到的英文版读物，这里也都可以看到。在冀朝铸的一本英文回忆录里，我第一次见到“往复”名人、余英时先生的高足“宰予”，在童年时代与基辛格的合影，格外有趣。不过，这两处书店的书籍都卖原价，没有折扣，所以学生们似乎大都不愿意光顾。好在Border书店的报刊颇为齐全，如果不是专门买书，来这里了解资讯也最是方便。像《时代》、《纽约客》以及五花八门的书评周刊、副刊乃至左翼评论、体育画报、花边新闻，我都是坐在Border书店的地毯上翻完的。有一次，我在书店里看书时，见身旁一位白发老者，颤颤巍巍地拿高处的图书，于是，顺手为她移来一张踏脚的矮凳。她十分感激，得知我是来自中国的历史系学生，微笑着询问我对她手里两种《道德经》译本的看法。我略述己见，并推荐她买其中的一种。这位女士年纪约在七十岁左右，脸上化着精致得体的妆容，语速甚慢却有一种端庄的风度。目送她挟着书缓缓走出大门，我在心中祝她健康。

在洛杉矶待了一段时间，朋友渐多，访书的门径也渐渐广阔。我有一位要好的台湾朋友，住处离我家不远，不时邀请一些华人学生去他家喝茶聊天，十分尽兴。他家二楼电梯拐角有一处读书厅，书架环绕，上面的书籍都是公寓楼中住户捐赠的二手书。其中多为通俗小说和杂志，但若仔细挑选的话，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学术著作。有几次，我在这里陆续选到好几种精装的艺术史著述，出版年代都在1910和20年代，不知拜哪位前辈读书人所赐，神秘的感觉油然而生。这些老书无一例外都是“尘满面，鬓如霜”，但书页用纸考究，虽早已泛黄，却依然触手如新，黑白图版尤其清晰。欢喜之余，不能不佩服美国人印刷装订工艺的成熟。另外一处得书的地方，要数人类学系和历史学系门前FREE BOOK的书架。隔三差五，总有人将系里图书室和新老教授们处理的旧书旧杂志，堆在上面，供人随意取阅。这两处地方的图书专业性最强，所以深受系里研究生喜欢，不出三两天就被挑拣一空。我也曾在此找到过一些不错的中国研究和社会学的著作。比如张仲礼和费孝通关于中国士绅研究的英文版，E.Hobsbawm的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备受甘阳推崇的Franz Schurmann的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以及Karl Polanyi的社会经济随笔集等等，内容相当丰赡。当然，也有我自己偏爱的考古和生物学的图册以及《国家地理》杂志若干。前些时候，我还曾在此取回几种老版本的英文词典和数本颇为严肃的女性主义研究著述。后来得知班上一位美国同学有收藏词典的雅好，于是慨然相赠。后者则因为我对于女性主义的态度和理念一直抱有偏见，恰好另一位澳大利亚女博士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些书清理出来全部给了她。也希望有缘者得之识之，不至于让它们在我这里明珠暗投了。

那位古道热肠的亚特兰大书商，至今还按时把他店子里的新书讯，发到我的邮箱里。购买《道德经》的美国老太太，我再也没有在学校附近的书店里见到。自己房间书架上那些厚厚薄薄的书，随着时间推移也在慢慢堆积，一点点销蚀着未来的生命。我赞赏罗素所讲的，“善的生活总是由爱来激励并由知识引导”——虽然这“善的社会”在一个多向性的时代里，看上去是如此遥不可及。好在书和人都自有其命运，就像手头的这些旧书，经年累月，从一个个陌生人的床头桌上，带着他们夜读时孤灯的余辉，辗转汇集到我的窗前。我大概永远无从知道他们的姓名和散书时的心情了。而对我来说，手中这些书的下一个主人，如今又在哪里呢？

一篇书评，被“挪移”得面目全非，连自己都不知道原稿是怎样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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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依附城市还是塑造城市

（一）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

1895年的北京，康有为和他那些激进的强学会成员们，还没法在这座城市的任何一家书店里，找到一张像样的世界地图。然而，到了1917年，同样在昔日王朝的都城里，蔡元培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却开始聘用一批从西方大学归来的毕业生，并且设立了欧洲文学、历史、科学以及哲学课程，大胆地包容着怀疑派和反抗者的叛逆思想。

这短短20年，在中国思想史上，是读书人与儒家价值观决裂的一道分水岭。在这道分水岭背后，呈现的是一幅传统社会分崩离析的近代中国历史图景。资本、人口和知识，开始在通商口岸迅速聚合，新兴城市逐渐取代摇摇欲坠的乡村，充当起社会文化和公共关系的枢纽，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培养现代知识精英的摇篮。20世纪初，随着八股文连同皇帝的宝座一并成为历史陈迹，读书人也走出“耕读为本”的土地与书斋，聚集到了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的屋檐下。当知识分子遭遇城市，他们未来的人生将被引向何方？

正如许纪霖等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都市的公共空间和文化权力网络作为背景，开始自身的文化生产、社会交往，并施加公共影响”，学术与生活的诸多可能性在他们眼前延伸。不论是林徽因“太太的客厅”，还是陈寅恪笔下“景物居然似旧京”的西南联大，20世纪的现代知识分子，怀揣一颗驿动的心，在曾经陌生的城市中，催生了一大批声名远播的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1917年3月，即将归国投奔北大的胡适，在日记中写下了这句话——借用形容现代知识分子闯入城市时的勃勃雄心，或许刚刚好。

（二）与郑板桥一起解读扬州

历史地看，社会上层人物的城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在“我的朋友胡适之”写日记之前的上千年太平年月里，中华帝国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读书人，以自然宗法和家族社会为基础，在地缘、血缘和私塾与科举的学统交织的网络中，共享对祖先、知识、财产和合法权威的尊重。随着8至13世纪的经济大发展，根据费正清等人的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出现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城市也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众多读书人。这种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一直到19世纪仍有增无减。李孝悌在《恋恋红尘——中国的城市、欲望和生活》中，通过明清之际江南城市这面棱镜，透视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世俗欲望。虽然书中对于袁枚与18世纪中国传统中的自由，作了稍嫌言过其实的阐释，但作者刻画的郑板桥的“盛世浮生”，却足以让扬州城的尘世繁华，反衬一个落魄文人的落寞与悲伤。

无疑，18世纪的扬州呈现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景象。但是，当李孝悌将文人感怀身世的回忆，纳入士大夫的“城市经验”的取景框时，对于文化、族群、人物、时空的差异性和独特性的追寻与诠释，就显示出独特的历史意义。正像水绘园之于冒辟疆，随园之于袁子才，无不体现出记述者的身份与心境，对他观看城市空间的方式与视角的影响。李孝悌说：“不论是对困厄生活的写实性描述，或对城市景物的历史想象，郑板桥的文人观点，都让我们在李斗全景式的生活图像和盐商炫人耳目的消费文化之外，找到另一种想象城市的方式。加在一起，这些不同的视角呈现出更繁盛和诱人的城市风貌。”

（三）“入上海”与“居上海”

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一方面，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建立起以报刊为形式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多种类型的学会、党派、团体开始形成。随着传统的考试制度被现代学校取而代之，知识分子开始迅速职业化和专业化。按照《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描述，这些变化所形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正在发展一种“新凝聚性”。正如方平在《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中揭示的那样，清末最后的十多年间，上海的社会中孕育、产生了某种具有现代导向的批判性公共领域。“它是一个具有多元结构的社会有机体，既在单数意义上显现为一个个特定的民间组织、民间机构、公共交往场所，亦在复数意义上显现为一组相互关联、彼此依存、内涵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单数”与“复数”的描述，足以证明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正在起变化，而且报刊、学会、社团，无疑也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手段。它们像巨大的磁场，吸引了那些担负起社会责任因而最能直接推进变革的人士。光绪九年（1883年），日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告假回籍，路过上海。当他目睹这座城市书肆、妓馆、茶园、酒楼的奢靡胜景后，不禁在日记中感慨：“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如果说，刘氏之言透露出的，是此前士大夫与这座城市既疏离又融合的微妙心态；那么，十多年过去，随着旧制度下士大夫阶级的消逝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出现，在清末上海的公共领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既包括了开明士绅、报刊编辑，也不乏学堂教习、自由作家。他们以活动和舆论，积极参与并塑造了都市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空间。“入上海”与“居上海”成了越来越多士人的选择。

毫无疑问，西方思想的浸润在公共领域中表现得相当明显。不过，上海的公共领域并不是对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简单模仿和复制。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资源，比如结社立会传统、清议传统等，也是公共领域建构过程中重要的历史坐标。因此，从上海的公共领域中不难发现历史上书院、会馆演变的痕迹，探寻到“中国社会变迁的阶段性与延续性的统一”。不论是维新报刊、戊戌学会，还是张园和惜阴堂，沉甸甸的收获成就了清末知识分子公共生活中罕见的丰年。上海也因此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中心点”，牵动着整个中国权势网络的分布格局和社会国家关系的调整。

（四）理性思考和欲望想象

进入民国以后，知识分子群体继续借助现代知识教育体系和出版传媒产业，在城市空间里掀起政治和文化的风浪，但对其深层的解析要比表面的判断更加复杂。一方面，当时仰赖于都市化的职业分工和文化网络，比起王韬辗转奔走、梁启超奋笔疾书的时代而言，已经大为完备了。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的思潮与外国思潮的影响，社会阶层的不断分裂与再度组合，民国时期仍在继续。这直接导致了城市知识分子的千差万别以及学派、倾向和趣味的丰富多彩——既蕴含着对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理性思考，也不乏关于大都市消费生活的欲望想象。

1904—1932年间的《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是当时颇具特色的“松散的自由主义群体”。按照洪九来在《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的界定，从张元济到杜亚泉再到胡愈之，他们所守护的基本价值信念，介于保守和自由之间，在办刊理念上，体现为独立性与兼容性相统一的特征，在社会思想与政治主张上，深具理性主义和调和主义色彩。

和《新青年》、《新潮》等杂志不同，《东方杂志》是一个由民营经济主办的、自负盈亏的商业性刊物，这一特性决定了它是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自由论坛。根据该刊编者的声明，《东方杂志》就是要成为一个“上下古今派”，一个无所不包的“仓库”，既要明确表达自己的主张，又允许他人（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论者）充分表达各自的观点。用《东方杂志》编者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不愿成为舆论的“指导者”，只愿成为舆论的“顾问者”。

在西方影响越来越强烈的新文化运动期间，《东方杂志》的保守主义倾向却非常明显。不过，它并不因为自己的主张，拒绝向文化激进主义者的言论开放论坛。在文化大论战中的数次风波，如杜亚泉和蒋梦麟关于“何为新思想”之争，胡愈之和张东荪有关“理性与兽性”之争，都在《东方杂志》的版面上如火如荼地展开。即使对陈独秀、罗家伦这些看似与《东方杂志》格格不入的新文化健将们，《东方杂志》一面与之切磋辩难，一面仍在刊载对方的稿件。

这种“价值中立”的原则，并没有模糊《东方杂志》论者的风格。《东方杂志》知识分子群体对于自由主义和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的看法，体现了他们试图将民族主义呼声和民主政治的要求糅合到一起的努力。民族主义并未游离于民主政治思想之外成为一种孤立狭隘的排外情绪，而是促成中国社会改良的一个有力的、必要的强化剂。《东方杂志》的一系列思想主张，通过自己塑造的“有容乃大”的公共领域，得到了合理的保留并发挥出应有的价值。

在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过程中，上层主流思想与城市通俗文化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特别的样式。借用李孝悌的看法，如果说，《东方杂志》、北京大学和新潮社的知识精英之间交流的话题，构成了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的话，那么，《申报》广告则用一种快乐、刺激的方式，营造了官能上的、美感经验上的和文化品位上的现代性。这让人看到了思想高墙的背后，世俗生活明明灭灭的万家灯火。在中国资本主义加速发展的黄金十年里，《申报》广告通过怎样的方式，将快乐、健康、幸福、美丽、品位、高尚、身份、意义等概念予以重新建构和解读，从而对上海芸芸众生的心理、观念和行为实施隐性支配的，这正是王儒年的《欲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研究》的兴奋点所在。

“中秋夜，吃团圆酒，吸大喜烟，看小翠花演戏，亦人生之快事也。”“公余之暇，入休息室，坐自由椅，吸金马烟，阅名家小说，其乐陶陶，虽南面王不易。”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两则香烟广告，折射出1920—1930年代的《申报》广告的全部努力，无不以满足人们眼、耳、口、鼻、舌、身的官能欲望为目的，所有的广告都要你“及时行乐”，“而快乐就是人生的目的，快乐的目的就是快乐，只要拥在有快乐，你的人生就是美好的人生。”

无疑，作为大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申报》广告，在上海市民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城市中风行的享乐主义人生观、占有欲望主宰的审美理想和上等人士身份认同，《申报》广告都可以通过光怪陆离的广告形象和话语予以展现。如同作者所说的，“这也让世俗化的消费行为，具有拥有幸福人生、实现人生价值目标的价值，并满足爱国者、上等人、高雅人士等各种虚拟的自我认同”。上海社会世俗化转型和城市品位的塑造，就在霓虹灯下饮食男女们“马照跑，舞照跳，歌照唱”的迷梦中，款步前行。

（五）知识分子的“内战”

耐人寻味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十年中，思想文化的革命之火烧毁了传统观念，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在其目标上也出现了分歧。那些倾向于学术研究、改革和渐进进化的人，和一批倾向于政治行动、造反和暴力革命的人之间的裂缝加深了，摒弃批判理性的主张也越来越激烈。其余的知识分子，则部分地根据领军人物的知识背景和个人性情，皈依到某一方的旗帜之下。王晓渔在《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中，试图从知识分子与文化空间的关系，探求其观念的变化与冲突。

1920年前后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同时受到籍贯（地缘关系）、城市文化空间以及留学经历和年龄的多重影响。对于北京知识分子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和胡同的密切关联。不论是在南池子缎库胡同还是钟鼓寺，胡适的住宅始终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空间。在八道湾鲁迅和周作人的住宅，北大国文系（“北大同人”）、章氏同学会（“太炎门生”）、浙江同乡会（“某籍某系”）三位一体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臧否人物，“作竟日之乐”。同样，在东吉祥胡同和石虎胡同（以及松树胡同），分别聚集着《现代评论》派和新月社的盟友们。但是，北京知识分子的黄金时期，随着1926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一去不复返了。胡同里的知识分子逐渐分化组合，并且在女师大风潮中产生激烈冲突。八道湾胡同的“语丝派”开始朝东吉祥胡同的“正人君子”开火；而他们与其余两个胡同的知识分子的交锋，之后也将在上海陆续展开。

在1920年的前中期，北京是文化中心，广州逐渐成为革命中心，上海并不是最为知识分子瞩目的城市。而到了中后期，上海的位置完全颠倒过来了。胡适和他的新旧朋友们，或从北京南下，或是从英美留学归来。各大高校、出版机构以及社团聚餐会，是他们在上海交往的公共空间。然而，在热心文艺还是侧重学术和政治上，胡适的朋友们之间存在着摩擦。分歧不仅发生在胡适和徐志摩之间，也发生在胡适、徐志摩和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之间。

而在上海，鲁迅这一方的情形也颇为尴尬。在与创造社合作的蜜月期过去之后，随着新一批留学日本的文学青年的加入，郭沫若与鲁迅建立联合战线的计划，与李初梨、冯乃超等“分裂联合”的计划构成尖锐矛盾。郭沫若称之为“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成仿吾则表示郭沫若准备恢复《创造周报》是“幻想”。双方的混战开始了。在创造社成员眼中，鲁迅的籍贯、家族、年纪、牙齿等等均成为嘲笑和攻击的对象，而到了鲁迅笔下，创造社募股筹资、聘请律师的行为都遭到批评。稍后，太阳社也发起了对鲁迅的批判。

知识分子“内战”的原因，不同群体或许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但其中，政治力量和党派意图支配的力量不容小觑——特别是在左翼倾向的作家群体当中。如同王汎森所说，到了“五卅”时期，“主义”的崇拜成了新的道统，目迷五色的各种主义在中国竞逐。1930年代以后，随着国民政府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知识分子的内部分歧似乎已经超越了他们对抗外部高压政治的一致性”，从此陷入一轮又一轮的冲突与紧张。

显然，在士大夫向知识分子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心化与自我边缘化的紧张始终并存。民国的前20年，当知识分子在现代学院、学术团体和报刊的舞台上唱响华彩乐章，他们似乎成功地依附城市、塑造城市，并在城市里创造了一个自主的和多样化的“美丽新世界”。可是，这只是军阀混战时代既无中央政府也无正统观念的暂时情况。由此导致的严重的后果却是，士绅社会的瓦解，使得知识分子与传统割断了联系，城乡之间的鸿沟越发难以弥合，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另一方面，失去了文化之根和社会之根的知识分子，在身份与权力上，也变得越来越碎片化和虚拟化。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在十分混杂而又模糊不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知识分子聚集到一起，于抗战的离乱之中升腾起一曲天鹅之歌。之后的情况，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敏锐地揭示的：“罗曼蒂克的个人主义以及对资产阶级西方之不得体的模仿，面对马克思主义那缓慢而又扎实的进展而黯然失色了。艺术和文学要为革命服务。在政治发展的促进下，情况开始变得明朗化了，中国似乎重新找到了其思想凝聚力的道路。”可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那又将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呢？

    来美国之前，对于洛杉矶的星空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洛城与上海一样，地处北纬三十度附近。高架桥和写字楼上空那些明灭的星辰，哪一颗没有在丽娃河畔的长凳上仰望过呢？不过，到了美国后才发现，虽然加州阳光闻名遐迩，但洛杉矶的夜空能见度居然远逊上海。每到夜幕降临，靛蓝色的天空中常常月明星稀，空空落落。其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边并没有高大建筑，ROYCE HALL前方草坪宽阔宁静，正是秋夜看星极佳的去处。可惜，在这儿不但连南方低空南鱼座的北落师门没法一睹为快，甚至连闵行宿舍里都清晰可见的金牛座七姐妹星团也无缘见到。从图书馆或公交车站步行回家的路上，不禁想起辛晓琪的《味道》：“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它们到哪里去了？”

胡适说过，发现一个古字的意义，其重要性其实不亚于发现一颗星星。看不到星星的洛杉矶之夜，当然只有去闭门读古书了。不过，这个遗憾在随后的周三晚上居然得到了弥补。那是由UCLA天文学系研究生们自发组织的公众天文演示，包括望远镜观测和天文科普讲座。活动面向社会公众常年开放，不需要预约，也没有年龄限制，唯一希望大家能够按时到达。地点在天文台一旁椭圆形演示厅内，空间不大，两排座椅环绕其中，约可容纳四十余人。演示厅四周贴满各种星云图片，正中竖立一台状如天文望远镜的黑色投影仪，上方穹顶则是球形银幕。那天我赶到时，已经座无虚席。主持人是一名身着汗衫短裤的美国男生，身高臂长，笑容满面，松弛随意，言语间不乏美国式幽默。小伙子说：“今晚，我们通过投影展示星空的美景。诸位如果想睡觉，待会熄灯以后就可以了，没有人能看得到。”当穹顶银幕显示太阳系诸行星运行轨迹的时候，他一边调节电脑，一边对台下说：“其实，地球运行的速度并没有看起来这么快，因为我一直按着快进键。”

这类面向公众的科普演示，当然不会有令人头大的方程式和图表，也无意让男女老少熟记每颗星星的质量、光谱和离心率，率直明晰就已足够。大型投影仪演示效果确实出色，黑暗之中，斗转星移。随着主持人细致入微地解说，穹顶之上，飞马座开始一点点升起，猎户座大星云越来越清晰，宝瓶座、摩羯座渐渐小下去，双子座、御夫座慢慢大起来……璀璨群星如同一个个闪亮的惊叹号，汇集成苏东坡当年赤壁泛舟时的感慨：“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此时此刻，看着身边的美国人，每天在地铁里挤得像三明治一样，忙碌完地面上那些芸芸众生的烦心事后，居然还能满脸庄严，仰望西海岸凉意深深的星空，不能不让人佩服。最有趣的大概要数1921年，语言学家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两人将婚期定在当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赵的朋友乔治·比斯布罗克教授是位天文学家，收到这份英文通知后，把它贴在威斯康辛州的耶基斯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同事们观看这一天这一时刻，将发生何种“天文现象”。其实，对大爆炸、黑洞和四维空间的兴趣，对未知时空的惊异与好奇，在我成长的国度曾经有过，如今却在股票和楼市的一片涨跌声中，迅速衰变。大概对于今天的西方人而言，《约伯记》中上帝的训诲，依然声犹在耳：“你能系住昴星的结吗？你能解开猎户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你能引导北斗和它的众星吗？”

演示结束，观众讨论。我举手请求主持人将南半球星空再作演示。由于地理原因，不少南半球星座北半球居民永远无法看到。话音未落，远处一位金发女士迅即补充道“Southern Cross”，然后彼此相视一笑——大家都为在异国遇到看星知音感到高兴。随后，我们再次领 略了老人星、比邻星和南十字星的风采，看到了一群在上海和洛杉矶无从见到的新鲜星座。其实，老人星在中国南部不难见到，前些时候在海南和香港旅游时，都因天气影响失之交臂，实在可惜。毕竟，再精妙入微的投影仪，也无法超越亲眼看到“星汉灿烂”时的心灵触动。那一刻，我由衷羡慕到过堪培拉、布宜诺斯艾利斯或是约翰内斯堡的朋友，他们真的可以像《孤单北半球》里面唱的那样，看到“十字星和北极星做伴”，那是何等幸运。

    从上海出发时遭遇的暴雨还历历在目，转眼间，已经在大洋彼岸享受了一个月的加州阳光。临行前因为晚点，坐在浦东机场的大厅里隔着玻璃看雨，脑海中浮现出陆游的那句“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销魂”——这位喜好骑驴漫游的宋朝诗人，在出剑门的路上恰巧也遇到了霏霏细雨。不过，对我来说，签证前夕祖母的去世，让这次雨中远行激不起半点销魂的诗情，伤逝之感拂去还来。10多个小时的越洋之旅，从白天到黑夜再到另一个白天。明暗之间，衣上的征尘与酒痕似乎都两不分明了。邻座的台湾老太太宽厚体贴，邀我共享可口的素食与她在丝绸之路上的观感。一老一少的絮絮叨叨，让寂寞旅途平添了几分难得的温暖。可惜“东航”的空调实在开得太低，只得请空姐再添加两方毯子盖在腿上御寒。朦胧中一觉醒来，炫目的阳光之下，洛杉矶密密的楼群已经清晰可见了。

抵达洛城之后，临时借住在友人家的客厅中。除开长途旅行略显疲累以外，竟然没有特别大的时差反应。友人好客，一切随意。当晚洗漱完毕，躺在床上握着遥控器扫描一阵电视里的脱口秀和橄榄球，翻了几页书之后竟悠然入梦。第二天一早起来，精神抖擞地端着数码相机，跑到十字路口拍人来车往。起居作息和在上海时别无二致，连自己都不免奇怪。不过，随后的那些天则异常忙碌。和众多的国际学生一样，开始从无到有地在这个陌生国度，寻找新生活的影子。世界上的大城市都相似，而小城市各有各的不同。洛城和上海同属前者，这也让我有足够的信心，确信不至于拖着拉杆箱浪迹街头。在为未来奔波的那些天里，我攥着从google map上面下载的地图，爬上线路繁琐如同蛛网的洛城公交车，开始用半生不熟的英语磕磕巴巴问路，壮起胆子敲开一扇扇陌生的大门。然后，小心翼翼地站在无数汤姆、艾米或者斯蒂文的面前，竖着耳朵捕捉对方话语中每一个貌似重要的信息（包括“have a nice day”）。就像一个蹩脚的私家侦探，我孤身一人踏进对手设计好的全部隐秘圈套之中，全然不顾前方险象环生。唯一的期盼是三拳两脚能够打开生活的节奏。在BBS上联系住房，办理SSN，去美国银行开账户填支票，在T-mobile大厅签手机协议，到学校附近的超市办会员卡，用信用卡缴纳医保……这一连串琐碎真切的个人经历，与阅读托克维尔、梁启超、马克斯·韦伯对新大陆的描述，构成了耐人寻味的时空互补和经验参照。我相信，它足以激活任何一个初来乍到者的潜力和智慧。至少，让懒惰无能胆怯畏缩如我者，从踏上舷梯的那一刻起，注定就要去面对那茫茫雨幕背后无穷无尽的未知世界——称这一过程为中国版《肖申克的救赎》，似不为过。

有两件小事值得一记。搬到新居的那天下午，我在路边问一位当地人何处可以购买床垫。他仔细想了想，非常抱歉地说不太清楚，不过他的同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于是，我跟在他身后，来到旁边的大楼里。没有电梯，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他办公的那一层，眼看着这位热心人不厌其烦地代我向同事们一一询问。那种极自然的表情和神态，透露的不仅是的客套，更多地是社会文明滋养出的对每一个人的关怀和热忱。还有一次，在抵达洛城的第二天傍晚，我第一次坐big blue bus的1号线去学校。一位中年男子热情地告诉我如何乘车，并取出自己的手机递给我，问我是否需要和学校的同学联系。他离开的时候风趣地说，不要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在站台上走来走去，司机可能会认为没人等车，一下子就开过去了。他走到在站牌下面，用力磕着脚后跟，做了一个士兵立正的姿势，示意我应该这样站着，然后才横过马路。我看到他在对面一侧久久没有离去，而是用手挡着阳光朝汽车开来的方向张望。过了好一阵，他伸出双臂，隔着马路，满面笑容地对我一边比划，一边高声说：“嗨，车来了，上车吧。”我想大概永远无法忘记那个明亮的黄昏，以及马路对面挥动着的温暖的手臂。

就这样，我一点点地走近洛杉矶，洛杉矶也在一点点地走近我——从瞻之在前到忽焉在侧，从最初的迷惘到渐渐熟悉。一番摸爬滚打之后，生活的频率也开始与这个城市的步调共振。我推着小车在超市挑选蔬菜水果，周复一周地和同学们讨论摩尔根、迪尔凯姆和马克思，外出聚餐时会根据账单迅速心算出小费额度，与肤色各异的学生一起收看奥巴马和麦凯恩的辩论赛，网上通过paypal在亚马逊网站购买图书。当然还有更多，比如，放学途中掰下一根刚买的香蕉，递给从墙角伸出的无助的手。在餐桌旁向外国朋友解释，西藏其实位于中国的西部而不是他们以为的东北。在校园里同时接到印有毛画像的共产主义传单和《新约》单行本，不再表示过分惊奇。在学生中心看到不同性取向者的活动室，也慢慢地学会了宽容对待。

来到洛城一个月，东奔西跑，鞋子磨坏了一双，行囊中的雨伞却始终没有用武之地。对于阳光充沛的加州而言，雨水真是这里的稀客，据学长说，洛城一年之中不过10来个下雨天。因此，校园里有数不清的学生，终日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和图书馆的石阶前，或坐或卧，看书聊天听音乐，悠然享受着大自然慷慨的恩赐。站在由四幢古建筑围成的校园中心区西望，不远处层层叠叠的小山上的本科生公寓，正是1984年奥运会奥运村的一部分。那一年，因为中国队的首次参赛和众多“零的突破”，让“洛杉矶”这个美国地名，多次出现在我那充满豪言壮语的二年级日记本上，并被我深深记住。不过那时，洛杉矶湖人队的科比·布莱恩特大概刚学会拍球，大陆读者还不熟悉的张爱玲，正在这座城市寂寞地度过余生。24年过去了，“小飞侠”的绰号在中国NBA的粉丝那里人尽皆知，毁誉交加的电影《色·戒》，则将小说作者的死魂灵，再度推到评论的风口浪尖。而当年写日记的小学生，也因为一份机缘来到这里，用他的想象与体验，匆匆记录下过去一个月里对于这座城市的点滴印象。可惜，他生命中最爱他的那位老人，已经永远无法和他一起，细细分享这些“漂洋过海”的新鲜感受。此刻，校园钟声缓缓响起，惊飞了建筑物尖顶上成群的鸽子，也一声声敲打着又一个黄昏的老去。远处暮色四合，洛杉矶正一寸寸地融入夕阳。